首先，我衷心感谢在中国颇为知名的同志社大学邀请我担任今年西间讲座的讲员。这对我，对中国基督徒，都是一个荣誉。我特别高兴在京都讲“三自为何必 要?”这个题目，因为我国三自运动的教外同情者之一，已经去世的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六十年前曾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过。今天上午我们去瞻仰了为他树立的纪 念碑。
让我也感谢同志社大学歌咏团这么美好地演唱了中国的赞美诗。要不是担心可能违反日本习惯，我都要鼓掌了。
在有些圈子里，让基督教取得本地或本民族色彩的问题是不作谈论的，谈这个问题简直像是破坏了基督教会的超国家性质，把一个世间的、政治的内容放进了超脱一切的基督教信仰。
其实，这问题在出现第一代基督徒那时就出现了。当时有非犹太民族的人信了主。是不是由于当时基督教是犹太教中的一派，又因为向他们传福音的人是犹太 人，因此“外邦人”信主也就得归入犹太教呢?譬如说，他们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得接受割礼呢?《使徒行传》第15章所告诉我们的耶路撒冷会议，其主题正 是这个。它决定外邦基督徒不必遵守犹太教律法习俗。这决定对基督教整个历史，以至对世界整个历史，关系太重大了。保罗关于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着守律法的 教义，是大有解放作用的。这就是说，基督教将不作为犹太教中的一派而存在，它将有自由同其他文化进行对流，从而成为一个世界宗教。恩格斯在研究早期基督教 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传到外邦的基督教抛弃民族宗教及其礼仪，向一切人开放，不加限制，成为第一个世界宗教。”
这一世界宗教决不是一个空洞的、不同任何文化相结合的世界主义的信仰。它总是本地的，在它同各种文化相接触的过程中，它总是取得本地的色彩。爱伦·理 查逊在他所著的《<新约>神学导论》一书中指出，“地方性”是《新约》教会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说：
“教会不是像一个斯多葛或伊壁鸠鲁的哲学学派，在一地的存在是很偶然的。公教会必然是一个地方性教会，是某一城市或某一国家的教会，――地方性、民族性和特殊性，这些是普世教会的必要标志。”
显然，如果基督教不从犹太教框框中解放出来，如果它不能获得自由，使它的信仰能为希腊头脑和后来能为其他许多民族的头脑所领略的话，基督教的神学创造 力必然遭受严重限制，它作为犹太教中的一派，在神学发展上必然会停滞的。这样，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关于基督的教义，关于圣灵的教义，关于教会的教义，还 有其他种种教义，必然停留在极不发展的状态之中。
外邦基督徒是否必须同时做犹太教徒这一问题，在一千几百年后的中国在另一形式下又发生了：由于基督教是一个欧洲和西方的宗教，当一个中国人接受基督教 的时候，他是否也得学着像一个欧洲人或西方人?一个中国化的基督教能否算基督教?利玛窦比较尊重中国文化，他愿望吸收若干中国的东西，形成一个同欧洲基督 教不完全相同的中国基督教。他这么做，基督教就比较能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十八世纪初期的皇帝康熙就比较同情基督教信仰，他能够 就耶稣基督的受死写出这样的一首诗：
“功成十架血成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
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
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动八埃惊九品，
七言一毕万灵啼。”
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首诗里，尽管作者没有对基督复活表示任何肯定，但对耶稣基督还是显露了同情和钦佩。看来当时本来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出现一个忠于基督、又向中国民族文化开放的宗教。
可惜，在罗马的压力下，一些后来的传教士转而对中国民族文化采取敌视态度。他们以保卫教会信仰的纯洁性为名，离开了利玛窦的思想，结果，这同一位康熙就命令驱逐传教士。
值得指出，自治、自养、自传，这作为在一个国家建立教会方针的三自，在西方基督教较开明的圈子里早就被提出和接受了。英国圣公会教会传教会主任干事亨 利·樊(Henry Venn)可能是把这三者联在一起的第一个人，他在1850年所写的《本地教会组织》里还提出“差会结束”的观点。他的意思是：传教士努力的方向应当是使 他们自己成为不必要的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华北圣公会工作的传教士罗伦特·爱伦以极大的说服力指出，保罗的传教活动旨在促使教会独立，具有地方性质，不 依靠所谓“母会”。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有民族觉醒的国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多次反教运动，与其说是反对基督教信息，不如说是反对一个为列强插手中国效劳的宗教。这一政 治性问题在中国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问题，以致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就不会愿意来听听基督教有以告人的信息。因此，许多中国基督徒早就希望，中国教会能独立， 基督教在中国能民族化。在十九世纪，中国有个基督徒为了要由一位中国牧师给他施洗，宁愿暂不受洗，后来坐了小船到几百里之外去找中国牧师。此后，他创立了 一个独立的布道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出现了许多独立教会，它们强调教会应由中国人来领导，由中国信徒自己来维持，当时有的还形成了全国性组织。可 见教会三自运动和独立运动并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突然出现的。这一运动的准备工作，很早就在中国和外国开始了。在中国解放以前，不少西方传教士也是支持三 自这一理想的，他们有份于中国教会独立的基础工作。
我想，可以说，从公元四十九年耶路撒冷会议接触这一问题那时起，在近二千年间，不论福音传到哪里，一个地方也好，一个部落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 家也好，三自的问题就都跟着出现，尽管人们不一定用“三自”这名词。香港有些仇视新中国的人试图渲染三自是共产党人强加于基督徒的，他们既没有研究《新约 圣经》，也没有研究历史。 有两个重要原因，要求任何国家的教会具有一个不是借来的，而是它自己的自我，成为一个实体性的存在：(一)为了这一教会在它所处环境里有效地作出见证，(二)给普世教会对基督的认识和崇敬添砖加瓦。让我对这两点都说一些话。
福音要求人们承认罪，承认基督的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这就使福音成为许多人不欢迎，并加以排斥的东西。这是福音本身内涵的“绊脚石”。这一“绊脚石” 在我们是不能丢掉的，否则福音就不成其为福音而成为别的什么了。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所必须做的，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去保护福音信息传向人间的通道，不让人为 的异己的东西插人进来致使人们接受福音更为困难。在接受异体移植的时候，人体有时会发生排斥异体现象，传福音也会发生这一现象，传福音者要避免这一现象的 发生，非得倒空自己身上不属于福音的外来物不可。这在一个人民具有高度民族觉醒的国家更为重要。
罗伦特·爱伦在1922年所写的《华北方针》中是这样说到“政治性困难”的：
“现在，中国人一般把传教士看成政治人物，被派遣来收买人心，为某一外国的统治作准备。这一猜疑由于西方国家利用诸如胶州事件等等反教士事件为扩张领土的借口，而更为加强了。”
由于十架和国旗的这种结合，人们对基督教的传播得到了一个含混不清的印象。你们一定很容易想象，在这一情况下，我们要说清楚，基督福音同西方势力的统 治是完全分开的，还要说清楚，基督福音尽管同西方许多东西一并进入，可是基督耶稣不是亲西方的，他有他的绝对性和普世性，是人类不能不倾听的，这是多么困 难。考虑到这个，那么，我们的教会需要非西方化和非外国化，同保罗和早期外邦信徒需要基督教非犹太化相似，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教会作为外国的一个附属品而存在，这一事实对福音事业有多么大的危害，西方传教组织领袖并非毫不觉察。罗马教廷第一位驻华公使散尔克苏·康斯坦铁 尼1922年首次来华途中曾写道：“在中国，外国人的政治地位是基于特权。靠着治外法权，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庭约束。中国教会在法律上也处于这一特权地位， 这就得罪了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教会是靠了条约才被容忍的。传教士是外国人，人们怀疑他们同外国列强相勾结。”“使徒时代建立教会，让独立的主教治理各地教 会。……尽管当时人们有种种反对教会的话，可其中没有说它是外国宗教的一条。……如今中国人把天主教视作舶来品，还同外国政治利益联在一起，这难道是中国 人的过错吗?”可是此人的正确分析不过停留在纸面上。尽管他说过这些话，直到1949年，在中国140个左右的天主教教区中，只有20个由中国人当主教。
反对让基督教适当接受民族文化和民族理想的人，每每莫须有地大事鼓吹“混同主义”的危害。高举批评这个“主义”的大旗每每是同殖民主义帝国以胜利者自居的僵化和目空一切联在一起的。
值得指出，起源于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的基督教之所以成为一个西方宗教，那是由于人们在神学上、灵性上、艺术上敢于创新，敢于使用西方文化条件为媒介来 表达上帝奇妙的作为。可叹的是，当这个获得了西方自我的基督教进入现代并进人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它这个西方自我竟然成了桎梏，对基督徒起了抑制作用，使 他们难以认识和敬拜一位真正普世的基督，也使接受了其他文化教养的人们难于接受这位作为西方人的基督。
正由于此，尽管中国在长时期中曾是得到西方传教士和传教经费最多的传教区，信教的人却特别少。1949年中国得到解放的时候，基督教新教信徒没有超过七十万人。
今年，在解放三十五年和发起三自三十四年之后，根据保守的计算，基督教新教信徒增加到三百万以上。他们成为信徒的经历当然各不相同，但是，在一切经历 的背后，有一个普遍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今天，中国教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去除了它原有的西方形象。不但它的领导同工都是中国人，不但它的经济收入依靠中国 信徒，而且表达基督信仰的思想、崇拜、美术、音乐等渠道，也开始越来越中国化。
我们不是一个在教育、医药、福利等方面办有种种事业的教会，也没有高级的传播工具，但我们是一个传扬福音和日益增长中的教会。基督徒正在他们工作和居 住的地方作出见证。现在，人们再也不大说“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了，各阶层都有人比过去更愿意听听基督教究竟说些什么。我们的全部经验告诉我们， 一个教会必须自己去赢得使人们聆听的权利。
三自不是一个反对传教的运动。为了传教士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中国来，为了他们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好事，我们是感谢上帝的。基督徒服从载在《马太福音》 第28章的基督的吩咐是一回事，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扩张是另一回事，两者有牵连，这是问题之所在。到外国去传教，有它合适的时间，时间不对， 外国传教士就不该去，尽可让本地教会成长，成为有自己特色的教会。自从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不少昔日在华传教士回来参观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变化，看到中国 教会的情况，就表示高兴，表示赞成三自，同我们一起感谢上帝，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快乐。
关于三自对教会传扬福音工作的重大意义，就说这些。 三自对于丰富普世教会的灵性宝库，使教会真正成为普世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说，任何地方或民族的教会都有两极，它的普世性和它的特殊性。我们对两者都应当具有敏感。
1982年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讲过下列两段话：
“在十六世纪，当改教者决定用英语来诵读《圣经》的时候，英吉利教会实践的就是一个三自运动。他们用人民的本国语言来制定了崇拜礼文。他们建立了一个安立甘教会，既不离开公教会的教义，又维护地方独立和自治原则。”
“只有维护自己的性格，热爱自己的根，你才能为普世教会作出贡献。”
耶稣基督内涵的宝藏要全部开发出来，还得要让各个文化背景的基督徒都来投入才行。自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一座城门，在它的北面、南面、东面、西 面各有三座城门，让基督徒和教会从四面八方来进入，大家带着各自特殊的灵性宝藏和看见，一起来进入基督的丰盛。教会的普世性就存在于众多地方教会的特殊性 之中。地方教会就是教会的普世性和种种文化的特殊性相结合的所在。中国基督徒愿望自己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形成一个自己的队伍，进入新耶路撒 冷，而不是作为其他教会传教地图上的一个点。
《启示录》第2、第3章里有圣灵写给以弗所、土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七个教会的七封信。这些教会处在各不相同的环境中，各 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面临着各不相同的问题，信的内容就各不相同。但是，在每封信的末尾有一个劝告是相同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 听。”可见，这七个信息是准备让耶稣基督在全世界的各教会倾听的。
因此，当我们在中国讲三自的时候，自我孤立不在其内。是的，我们要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但同时又要重申我们同一切其他地方的信徒的一体，要从历史上一切 社会制度和一切文化环境之内一切特殊教会共同体现的使徒所传的独一、圣而公之教会怀抱里获得营养。我们不能许可自己不听听圣灵告诉其他教会的话。我们坚信 基督徒之间超越国界的互相依赖的原则，只是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先做到独立，我们才能更好地互相依赖。
教会的公性就它的广度来说包括整个世界一切时代、一切地区的教会，就它的深度来说就是把基督教信仰同一切文化中相遇的成果集中拢来。这两个层面的公性 今天仍然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三自正是中国教会为实现这一公性所作的贡献。当我们看到福音怎样改变中国人，又看到中国人怎样丰富全教会对福音的认识的时候， 普世教会将变得更为富足。
任何一群基督徒的传教使命不应当同另一教会在其本国进行传教的使命发生矛盾。基督徒应当不让他们自己的自我扩张去侵占另一教会的自我的神圣空间。正是 这一考虑，导致我们中国基督徒向全世界宣告：为了保护我国教会正在生长的自我的幼芽，使之不致被国际干涉主义踩在脚下，也就是为了防止教会在我国重新拾起 外国形象，在中国进行传教和建立教会是中国基督徒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海外任何团体，不论其成员的肤色，在没有得到中国基督教协会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在中国 进行此项工作。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误会，认为我们对教会的普世性采取拒绝态度。不是的，这不过是对中国自我的成长和做到广传福音采取的保护措施。我们希望国 际基督教对中国基督徒正在进行的工作采取同情态度，至少采取迦玛列式的静观态度。在旧中国，我们的海关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由于缺乏保护关税制度，舶来品价 格低廉，充塞市场，我们的民族工业濒临绝境。今天，为了加强中国教会的自我，从而为普世教会作出应有的贡献，某些保护性措施也是必要的。
你们可能注意到，三自的全称里面有“爱国”二字。由于有些人在“爱国”名义下所做过的坏事，人们可能要怀疑，三自是不是一个狭隘的排外的运动。这个怀 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特点，正像英国的教会有英国的特点，美国的教会有美国 的特点一样。至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我们要作些区别。有一种民族主义，要求人们首先忠于国家，主张“不论是非，我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这是国家沙文主 义，在这一主义之下，对国家错误政策的批评受到抑制，压迫和侵略得到许可。把这个也称为“爱国主义”，是妄用了这个词，因为长期以来爱国主义所包含的是很 高尚很美好的内容。中国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很多基督教领袖，在“文革”时期，由于首先忠于耶稣基督而不是首先忠于政治当局，就受了许多苦。这事实说明，中 国基督徒所讲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国家至上主义或国家沙文主义。
有一种民族主义，号召人民抵抗外来侵略，保卫自己的民族领土，使民族的文化、语言、经济不受强权践踏。这不容同侵略者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有这样的时 候，小国的文化、古老的文化、包含着善和美的文化，被国内专制政权或跨国经济、科技集团的优越势力所蹂躏，那时，遭受其害的人们起来自卫，企求享受过去的 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基督徒理应作出站在人民一边的抉择，支持一个促进历史前进的民族主义。孙逸仙博士，一位基督徒，就是作出这样抉择的，他反对清王朝的 专制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于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我们至今记得日本朋友给予他的支持。
真正的爱国主义为民族的落后和蒙受的耻辱而忧伤，为祖国人民的解放和成就而欢乐。这两种爱国感情《旧约圣经》里都有。《诗篇》第137篇为国家遭难而表示悲愤忧郁：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诗篇》第126篇为人民的幸福而表示欢欣感谢：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
外邦中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从这两段经文和《圣经》中其他许多段落，我们知道，对祖国的一种健康的挚爱，同《圣经》不是格格不入的。对这种爱国主义，我们基督徒不应抱虚无主义态度。
今天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意味着决心向仍旧残存的阴暗面继续斗争，也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正义和人的尊严而继续斗争。这是对我 们的国家一种负责任的爱感。基督徒应当关心全人类的福祉，这对我们中国基督徒来说，首先意味着关怀中国人民的福祉。仅仅关怀中国人民的福祉是不够的，但关 怀中国人民的福祉是我们的起点，是我们热爱全人类的起步处。这一关怀同国际主义不相矛盾，它自然地延伸到国际主义，是国际主义的一个部分。
我们欣赏内村鉴三先生的话：
“耶稣和日本(Jesus and Japan)：
我的信仰不是只有一个中心的圆圈，它是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我的心和脑围绕着这两个名字转着。我发现这一个J加强另一个J。”
同样地，我们也愿意说，我们的信仰也像个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C，基督和中国(Christ and China)。
中国三自运动的结果之一是它把中国基督教推进到一个宗派主义之后的时期。在五十年代初期，战争正在朝鲜进行着，美中两国资金冻结，中华基督教协进会、 各大宗派的全国性、地区性甚至基层教会组织陷于瘫痪，宗派系统再也无法用来指导全国。各地基督徒自发超越宗派界限联系起来。由于中国宗派历史较短，各地比 较容易地在三自这顶伞的下面接近了起来。今天，宗派组织不再存在，但在信仰上、礼仪上凡信徒所喜爱的宗派特点，仍旧得到保持和尊重。三自运动的重点在于发 展中国基督教的自我，而中国基督教协会主要以加强广义的牧养工作为宗旨，那就是在教会里培养灵命和建设神学。这里包括印发《圣经》，出版《赞美诗》和书 刊，维持神学院校。这些我们都能合在一起来进行。在中国，三自和基协都是爱国宗教团体。我们相信，我们仍在过渡，在较远的将来会出现一个植根于《圣经》和 中国土壤的，真正属于基督又属于中国的教会。当然，我们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在这方面，主愿意我们走的下一步是怎样的一步。
中国基督徒面临的问题不少，例如教会领袖和正在接受训练的新一代之间存在很大的年龄差距，牧养信徒的工作做得很粗，有些地方存在着信仰上的异端和偏 差，有些地方政府干部和三自工作人员在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不够有力，如此等等。但是我们也知道，教会向来是带着种种困难而前进的。当我们在三自道路上 前进的时候，其他地方的信徒为我们献上的祈祷，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希望，通过日本基督徒和中国基督徒的互访，更大的同情、友爱和团结将出现在两国信徒之 间，藉此在建立基督身体的事工上互相勉励促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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